假如，我们说假如：有法律明确规定申请人可以直接监督执行法官依法办案。
2、不能被触觉到的东西是无形体物，这些物是由权利组成的，例如遗产继承权、用益权、使用权、用不论何种方式缔结的债权等。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，西方国家一骑绝尘，领跑世界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，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，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利纠葛日愈繁多，承载着西方权利至上传统的现代西方法系，在权利的维护上有更出色的表现，这是毋需讳言的。
[56] 参见《党史研究与教学》2005年第2期（总第183期）陈仁涛：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考察及其启示一文。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说明法的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，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盖棺论定时说：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，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：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等。但在另一方面，由于资本所有权的存在，无产阶级权利的实现，又只有在满足资产阶级权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，试想一下，资本家能在不赚钱时雇佣工人吗？能在此地高工资彼地低工资时而在此地高工资处设厂开埠吗？[50]劳动者最主要的工作的权利，都不能普遍实现，而要取决于资本家的钱袋，这能说权利是普遍的吗？换到另一个侧面，权利的平等又如何呢？这里有一个案例，颇能说明问题。从《人权宣言》中，我们得悉新的权利宣示，其中有几条特别激动人心：第一条：在权利方面，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。[47] 参见本书第265页所引黑格尔语录。
[49]那末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权利是普遍的吗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相对于前一个社会形态——封建农奴制，权利是更普遍了，自由的无产阶级的出现，在出卖劳动力获取个人权利的活动中，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样态。[14]第215条 即使妻经营商业，或不在共有财产制下，或采用分别财产制，未经夫的许可，亦不得进行诉讼。若有杀伤者，各依本法（他人杀伤，纵卑幼不知情，仍从本杀伤法坐之）。
[64]让没有的商品使之有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[37] 这里的引语及评论，见戴斌武：《王阳明的经济思想》，载《王学之路》论文集，第212—213页，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。禽兽鱼鳖不中杀，不粥于市。
这种欲望或权利的追求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，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到极致，得到充分的表现。[38] 王守仁：《传习录·中.答顾东桥书》[39] 例如汉高祖刚取得天下时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将相或乘牛车，及至天下已平，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
再其次是教人们如何做。三、皇家利益也是人们利益的一部分，也须得到保护。乃立秋官司寇、使帅其属而掌邦禁，以佐王刑邦国。是则治国之实，必本于财用。
孔子曰：‘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伊尹、太公以百里兴其君，管仲专于桓公，以千乘之齐，而不能至于王，其所务非也。对于那些大的触犯了刑律的犯罪，才交予专门的司法部门，即这里所说的其附于刑者，归于士。但是不能说受害人未得补偿，人们的权利就未得到重视，这里的权利保护是通过强对立的形式实现的，即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，进而防止、制止对人们权利的侵犯。[25]义利之辨在西汉有一次大的争论，集中体现在《盐铁论》中，双方各执一端，相互辩难，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各自的观点，我们尽可能简略地录之于下。
个人对立使人们严格地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出鸿沟，每个人都力图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并谋求个人权利上的认可与保障，在这种对立中，个人利益结晶为个人产权。作了上面的分说，我们就来看《唐律疏议》对权利关系的重视与维护，可以说是触目皆是。
其实，中国古代的宗法关系在亲亲、尊尊的总体要求下，更强调义务、责任、奉献、牺牲，更漠视权利、自我、利己、排他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，制天下之地征，以作民职，以令地贡，以敛财赋，以均齐天下之政。
兵车不中度，不粥于市。 [1] 《荀子·君道》[2] 《史记·魏其武安侯传》[3] 用耶林的话说：权利自身不外是一个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利益。[69]这里有三种处罚方式——宪罚、徇罚、扑罚，宪罚是指在市场内将犯罪人张榜公示。法律只起补充的作用，为以礼为基础的社会服务。这种主观意愿又分三个层次，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之为主观性、主动性、主体性。[73]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，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。
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，《盐铁论》当时主要是围绕盐、铁官营而展开的，御史大夫一方支持盐铁官营，文学贤良一方反对盐铁官营，所以在我们的引文中会出现盐铁官营字样，但撇开具体的经济政策不论，只注重其中的义利之辨，我们还是能一窥双方的观点和争论的激烈程度。总之，司马迁对那些靠本事而非歪门斜道致富（或获取权利）的人是心怀敬意的，他说：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，尽椎埋去就，与时俯仰，获其赢利，以末致财，用本守之，以武一切，用文持之，变化有概，故足术也。
御史大夫一方可能一时语塞，只好指责文学贤良说大话空话：作世明主，忧劳万民，思念北边之未安，故使使者举贤良、文学高第，详延有道之士，将欲观殊议异策，虚心倾耳以听，庶几云得。应该强调指出，中国古代法律对人们权利的保护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。
以权利为本位，特别重视人与物之关系，从而课其责任于他人，而不求之于己。[75]好像中国人是一群浑浑噩噩不知权利为何物的人。
[48] 黑格尔：《法哲学原理》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， 第52页，原文在黑体字下是重点号，我们这里把它改成黑体字。在这一条下有贾公彦的进一步解释：质剂，谓券书，恐民失信，有所违负，故为券书结之，使有信也。地薄人少，于是通利末之道，极女工之巧。2、商品交换的出现及其发展，使权利关系更为明确更为广泛。
有关土地使用的还有不少，有兴趣的读者请看《周礼·地官》[63] 同上，第515—518页。而胥师、贾师，是市场管理中更下一级的官员。
他讲梁惠王时的上下交征利，以及这里讲的孳孳为利者，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意愿权利论的，这样的权利者是孟子不耻的。既然对权利的追逐出于人的本性，是客观存在的，荀子就没有一味地否定它：性者天之就也，情者，性之质也，欲者，情之应也。
[46]所以中国古代历来都有重本轻末、重农抑商的传统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人们作为不同物品的所有者，既互相依存，又彼此对立，这种对立是在商品交换中形成的，是为了在商品交换中实现个人的利益，这种对立越普遍，个人的利益越能得到普遍的实现，反之亦然，个人的利益越想得到普遍的实现，这种对立就越普遍。
但这并不表明孟子对一般的利益实现也持否定的态度，他在说到民无恒产无恒心时，指出：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是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。[14]在中国古代，跨越数千年的一个主题是义利之辨，[15]尤其在汉以后儒学独尊的时期，几乎是一边倒的态势，崇义绌利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。再再其次是命令人们怎么做。杂律441：食官私田园瓜果规定：诸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，坐赃论。
以次叙分地而经市，以陈肆辨物而平市，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，以商贾阜货而行市。[74]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，那是因为他们或者对自己的权利不了解，或者不愿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。
我们所要论证的涉及民事、权利的案例，就出现在地官的范围内，我们依次道来。官职的大类分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、冬官六类，各类又下分各种部属。
[5] 参见宋旭明： 《罗马法中的权利抑或应得》（载爱思想网）[6] 我们后面用到权利时，都用现代解。但尽管如此，我们在《周礼·地官》中也找到关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。
